能力是一回事，意愿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当今的世界，联邦，其他列强，在深陷经济危机、且彼此虎视眈眈的情形之下，并没有大搞基础科学研究的动机。
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失去了基础理论的核心动力，再有多少眼花缭乱的应用成果，也不过是已有基础理论泛起的涟漪。
总有一天，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，当涟漪散去，人类的科学研究，就会逐渐变成掀不起波澜的死水。
直到新的基础科学研究，出现突破，但那一天还会到来吗。
残酷的种间竞争，多少年来，始终是人类世界的基调，科学研究也无非是在为这一过程对抗的手段。
“追寻真理，探索世界”，对于个人，可能是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，但作为整体的人类种群，却始终无法摆脱生存压力的煎熬。
说的再直白点，所谓“追寻真理，认识世界”，总归也只是些幻觉。
正如激素引发的一系列生理，心理反应，无非只是本能，却被人冠以“爱情”的名号那样。
将人类从古至今的一切科学研究，归因于探索未知的冲动，而将一切阻碍这种活动的罪过，归结于种间竞争，这种观点，是方然在中学时代逐渐形成的概念。
但是在伯克利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思维愈发变得深刻，才让他意识到这种看法的片面之处。
痛恨竞争，拒绝接受既有的自然法则，这，只是表象，并没有抵达问题的实质。
站在今天的立场，展望未来，方然眼中的人类世界前途暗淡，他知道，即便未来的某一天，这世界上不再有彼此对立的人类种群，种间竞争的压力不复存在，人类的科学研究，也不见得会极大繁荣；当应对竞争的沉重压力消失，探索客观世界，反而会成为一种意味不明的无聊之举，甚至被人类所放弃。
竞争的压力，固然会使人只顾着眼前，但也从根本上促使人类去研究科学。
动机，一方面是生存，一方面是利益，但是当竞争不复存在时，科学便不再是生存与利益的必要手段，外部的威胁消弭之时，掌控资源的人，也就不会再投入巨资研究科学，而是醉生梦死，纵情享乐，而这正是漫长历史中，一切看似强盛帝国的君主，国王，皇帝和苏丹们所做的选择。
历史上的所有人，数量，以恒河沙数计，里面究竟有没有一些纯粹出于好奇心与探索欲而研究科学的人呢，肯定有，而且数量还不算少。
但是，从冷酷无情的自然选择角度，这些人的行为，也无非是出于适者生存的塑造。
这种特质，被人类社会的统治者所利用，驱使其研究科学技术，是为逐利，一旦外来压力消失，没有在种间竞争中亡群灭种的风险，哪怕只是暂时没有这种风险，以统治者的几十年寿限，当他、或她自以为判断出，有生之年高枕无忧时，就会将一切令人烦恼的科学研究抛诸脑后，恣意享受短暂而奢靡的时光。
封建时代，一个占地为王的古代君主，在面临外部威胁时，多多少少，总会格外关注科学技术，否则无法与竞争者抗衡。
但是当威胁不复存在时，只消掌握现有水平的武力，就已足够。
这时候，哪怕科学研究，长远看来会极大提高种群内所有人、更包括君主本身的生活水平，对君主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可言。
毕竟，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下，他已牢牢掌控暴力，谁知道新一代的科学技术还会不会如此驯服，倘若科技的进步，会让他丧失对暴力的控制、进而失去至高无上的地位，那岂不是大大的糟糕，所以还是禁锢思想、取缔研究比较好。
反正自己的人生，至多几十年后就会谢幕，何必要冒这风险，给这短暂的欢愉平添变数呢。
对抗竞争者时，火枪比弓箭更强大，维系统治时却不一定是这样